或明清之八股文章，又真的与科举创生之初有什么差别？建元初年汉武帝于未央宫策问取士，考求经义；而由唐至宋由明至清，科举形式体裁千变万化，但归根到底，不还是在考察儒家经典的“经义”，策问士人于国家大政的见解么？就那么几部寥寥数千言的儒家经典，再如何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又能翻出什么花样来？但是，虽然经义策问的本质千年不变，可后世又怎么能与西汉比拟？汉武帝虽以经义取士，但被推荐选拔上来的士人却早已在家族与师徒的私学中接受了全套的行政军事能力的训练，撰写经义不过是向皇帝展现对帝国价值观无上的忠诚而已。可宋代以后这种贵族私相授受治国技巧的模式已经完全崩溃，如若再生搬硬套以经义取士，又会选上来些什么？那当然是威力加强版，而且偏科偏到极点的小镇做题家！】皇帝敲打着长几的手终于一顿。……等等，偏科？皇帝稍稍停手，而后缓缓的，缓缓的吐了一口浊气，顺带吐出的，还有心中一闪而过的惊惧：……是的，偏科。天幕只有寥寥数语，但正是这寥寥数语，却终于点破了李二陛下一直视而不见的某个盲区：原来以科举经义取士，是会偏科的！天可怜见，李二陛下自小出身贵胄娴熟弓马兵阵，生平所见的也都是文武全才理政带兵无所不能的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数十年潜移默化下来，他早就将这些技巧看作与生俱有的天赋，自然而然的便忽略不计，以至于思考科举制这么久，居然都一直未曾突破这个思维的盲区：如果真要选拔家境窘迫的寒门，他们还能拥有这样的“天赋”么？设若不能拥有，那么满朝都是只会讲求经义的儒生，局势又当如何？！皇帝吐出了第二口浊气。……还是草率了。【简单来说，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看似完善，但在选人上纯粹是个残缺版——唐及以前是对接受了完整贵族教育的士人进行文学经义的选拔；而唐以后则沦为了纯粹文学经义的比拼。至于什么治国安民带兵列阵兴修水利？——懂不懂什么叫一心只读圣贤书啊？懂不懂范进孔乙己的含金量啊？当然，以宋朝那蔚为壮观的文学成就而言，这种模式在选拔文学家哲学家上确实卓有成效，但考虑到科举的实际作用，那它便等于选拔了一堆从书山中卷出来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来管理整个国家。而偏偏——偏偏自秦朝以来，华夏中央集权干强枝弱，天下的安危治乱，大半就仰仗于朝廷大臣的素质！两相搭配之下，这可就真是要了命了。总的来说，自宋朝以来，臣子们素质参差不齐，但以总体的施政水平而论，相当于汉唐简直是惨不忍睹的消费降级——不要说维持汉武唐宗开拓进取的雄风，革新制度的壮志，对后世的朝廷而言，即便维持华夏已有的局势，都已经艰难之至。由靖康至明末，整个中原居然两次亡于异族之手，而天下倾覆家国兴亡之时，明宋两代士大夫的作为更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理喻，堪称类人迷惑行为大赏！用王夫之的话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能够壮烈殉国的，都已经是士大夫中一等一的人才了，至于什么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绝世操作——你做什么梦呢？而今有这样的人物么？说白了，平时读孔子读孟子读春秋读得太多太深，士大夫们深自砥砺，的确可以磨练出一番死不旋踵的浩然正气，但浩然正气磨砺得再泠冽再感人，又真能改变实际什么呢？道德批判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士大夫们莫不成是指望着用道德批判来推动这个世界吧？这才是科举真正的，最致命的短板——朝堂上每一个人都是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天然而然伟大光荣又正确的道德高手，辩经能辩得天花乱坠浑然忘我，所谓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人肉转经筒；但朝堂之下呢？朝堂之下却是一泡烂污，行政能力在塌方一样的崩溃，整个社会的秩序也在这种崩溃中急剧萎缩，最后退化到连一千年以前都不如的地步！是的，是连一千年以前的秦汉都不如的地步——若以军事而论，则西汉时布警备于四方，朝廷甚至能为驻守边境的底层士卒提供基本的识字教育；而宋明精兵尽数淤积于京城，可皇帝敢摸一摸京城大营的底子么？而至为惨烈者，还是基层秩序的比较：秦汉之时中央的权力触手可以延伸到亭长一级，即使从而今遗留竹简的只言片语，也可以看出基层官吏在清理地方人口维护法律秩序的兢兢业业；而由宋至明清，朝廷的耳目则迅速自乡里一级收缩，仅仅只在县城中保存象征性的存在感，所谓的“皇权不下乡”正式发轫，华夏基层从此处于空芒一片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种的退缩，保守、溃败，难道能归之于生产力，归之于某一个皇帝么？秦汉时以竹简牛车都可以维持的秩序，为什么偏偏到大宋以后便一败涂地，再也不可收拾？归根究底，还是南宋遗民马端临那句痛彻心扉的话：“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风气浇漓颓丧到了这个地步，就是以科举选拔的士人成千上万，也不过只是乏才而劣智的蠢货而已！如果纵观史论，那么这种因为行政能力匮乏而带来的秩序崩溃，对华夏的戕害简直无可计算。满腹经纶的辩经高手们唯一擅长的只有道德批判，而当现实拒绝按照四书五经的道德运转时，他们所唯一能做的便是破口大骂拼命攻讦，然后捂上眼睛视若不见。所以我们能看到后一千年令人迷惑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