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雄英笑道：“孙儿不是说了要让皇爷爷拓展大明版图，让那些皇叔，将军们去攻打其他国家吗？到时候把他们分封在其他国家，再把咱大明的百姓迁移至那些国家，去种他们的地，那不就解决了将来土地兼并的问题吗？至于国库财政的问题，爷爷您只需要把赋税政策，稍微变通一下就可以了。”

朱元璋问道：“你的意思是改变现有的赋税政策？”

朱雄英轻声说道：“目前而言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赋税制度，还有劳役制度等等。”

刘伯温不解地问道：“殿下觉得这种赋税制度，劳役等有何不妥？”

朱雄英看着朱元璋，刘伯温，宋濂三人问道：“不知皇爷爷，先生，宋学士谁能告诉我，自洪武元年至今，咱大明立国以来，天下发生了多少起百姓暴乱？”

刘伯温细细思虑说道：“仅仅广州来说，洪武二年潮州，洪武三年惠州、广州，洪武五年肇庆和韶州，洪武七年高州和雷州，均发生过百姓暴乱的事情。”

宋濂说道：“洪武三年阳山县百姓聚众谋反，洪武八年柳州卫辖区内百姓发生暴乱。”

朱元璋脱口说道：“洪武元年至至今，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十来个省份均发生过百姓起义，规模大的有几十万人，规模小的几百人。”

朱元璋这番话似乎是用力很大的力气，说完以后双眼无神，神情落寞。

朱雄英看着朱元璋说道：“孙儿并非是要说皇爷爷的不是，而是借着今天的机会，向皇爷爷陈述一个事实，当然若是孙儿说的不对，还请皇爷爷，宋学士和先生指正。”

朱元璋挥手说道：“大孙呀，你说吧，爷爷听着呢。”

宋濂说：“殿下能说出这番话也是为了大明国祚，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刘伯温捋着胡须说道：“殿下指出朝廷政策上的弊端，有利于朝廷修缮不妥之处，从而延绵国祚呀。”

朱雄英轻声说道：“我们回到上个话题，那么造成百姓动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朱雄英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首先是百姓们被繁重的劳役和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朝廷的教化渗透到民间，但没有百姓喜欢，朝廷的法律极其严苛，百姓也不愿服从。朝廷追求国富兵强，追求高深的城池和壮丽的宫殿，追求更广的领土和更多的编户齐民，所以不断征兵、不断汲取民财，对外征战不休，对内大兴土木。且不断发起震荡朝野的政治整肃运动，其中洪武四年大搞了一次，大批官员百姓没做甄别调查便被诛杀。这些被杀者当中，许多人其实是忠臣烈士、善人君子。”

朱雄英看了一眼朱元璋，继续说道：“《御制大诰续编》第三十三条里，说道：前代不必纳税的“小沟、小港、山涧去处”，已经“照地起科”纳过一次税的“灌溉塘池、民间自养鱼鲜池泽”等，在征税机构河泊所的管控下，竟然一概都要缴纳鱼课。为了从民众身上榨出税来，河泊所甚至做到了将“取鱼罾网、罩笼之类一概搜拿”的地步，连百姓捕鱼的吃饭家伙都没收了。”

朱元璋脱口说道：“出现抢夺百姓“取采虾鱼器具”这种恶劣事件，主要原因是河泊所里混入了大量的“奸邪小人”。解决这些小人的办法，便是发动百姓， 若有河泊所官吏胆敢再抢夺百姓抓捕鱼虾的器具，可允许百姓将其押解至京师大理寺。”

宋濂脱口说道：“只怕是这样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呀，目前朝廷制定的征税额度——共分三档，每年课米五千石至上万石者，设官三名（另有若干胥吏），每年课米一千石以上者，设官两名，每年课米三百石以上者，设官一名。朝廷下发给各布政司及府州县河泊所的堪合共计六百八十九道，“皆以河字为号”，朝廷目前设置的河泊所多达近七百处，每一处河泊所都设定了课税额度，作为河泊所官员的考核任务。完不成课税额度，河泊所的官员便要受罚。”

刘伯温说道：“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江河湖海里捕捞鱼虾，收成的不确定性远高于在土地上种植稻麦。耕地可以按肉眼可见的肥沃或贫瘠划出等级，然后按田亩多少征税，是一件大体可控的事情。向江河湖海征收鱼税则不然，水面宽广不代表鱼多，却是官府制定纳税额度的主要依据。此外还有许多运气成分，今天收获颇丰不代表明天也能有相同的收获，今年湖里鱼多不代表明年也多，洪水会影响捕鱼的收成，筑坝拦水与过度捕捞等也会影响捕鱼的收成。收成充满了不确定性。”

：“税额却有定数，河泊所的官吏们为了完成任务，便只能依靠扩大征税的覆盖面（将以前不征鱼税的小水沟小水塘全都纳入征税范围）和加大征税强度（强抢百姓的渔网鱼篓来逼迫他们缴税）。”

朱雄英深吸一口气说道：“宋学士和先生言之有理呀。当朝廷派人前来追索欠税时，河泊所知道从渔民身上已榨不出钱来，便会与地方官员勾结，将欠税摊派给其他百姓。”

朱元璋强忍着心中的怒气，脱口说道：“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