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比较搞笑的地方在于,从后世的资料看,英格兰人当时很可能是认真的。 一方面,当时“中吹”横行,学者们纷纷谴责教会束缚科技进步,亚里士多德祸害欧洲上千年,认为必须学习东方先进文明才行。 那会儿的欧洲先贤们,发表的吹捧东方的话,郭康前世的人估计都受不住。哪怕放到现在,塞里斯依然处于世界巅峰、人们也确实看不起蛮夷的时刻,都会让人觉得尴尬。 到过中国的传教士,经"> 这件事比较搞笑的地方在于,从后世的资料看,英格兰人当时很可能是认真的。 一方面,当时“中吹”横行,学者们纷纷谴责教会束缚科技进步,亚里士多德祸害欧洲上千年,认为必须学习东方先进文明才行。 那会儿的欧洲先贤们,发表的吹捧东方的话,郭康前世的人估计都受不住。哪怕放到现在,塞里斯依然处于世界巅峰、人们也确实看不起蛮夷的时刻,都会让人觉得尴尬。 到过中国的传教士,经">

第二百九十九章 我们大清怎么你了!(1 / 2)

这件事比较搞笑的地方在于,从后世的资料看,英格兰人当时很可能是认真的。

一方面,当时“中吹”横行,学者们纷纷谴责教会束缚科技进步,亚里士多德祸害欧洲上千年,认为必须学习东方先进文明才行。

那会儿的欧洲先贤们,发表的吹捧东方的话,郭康前世的人估计都受不住。哪怕放到现在,塞里斯依然处于世界巅峰、人们也确实看不起蛮夷的时刻,都会让人觉得尴尬。

到过中国的传教士,经常发表非常直白的称赞。意大利传教士马菲就称赞科举制,说那里没有世袭贵族,让每个人都成了自己命运的“奠基者”。

法国传教士李明说的更直接,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因为要参加考试,而勤奋学习、增长智慧,杜绝了欧洲人那种无知和懒散的状况。没有了世袭制,还能让皇帝得以撤换不胜任的官员——这正是欧洲国家一直追求,却没能完全实现的。

另一方面,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则认为,有功名的士大夫和尚未取得学位的学子,其实都属于贵族。不过这种贵族依靠学问而非世系,所以明显更先进。

欧洲本地的学者们得到了传教士带来的信息,也纷纷投入研究,一时蔚然成风。

魁奈十分推崇孔子,直言:“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他认为想要让国家繁荣持久,就应该效仿中国,因为它是依照自然法则进行治理的最佳榜样。据此,魁奈写成了一系列专著,提出了“重农主义”概念,甚至专门把出版地点标为“bj”,以此强调重要性。

重农学派不仅是民间思潮,也对整个法国的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魁奈因此被法国人敬称为“欧洲的孔子”。

魁奈之后,重农学派的又一个代表人物杜尔哥,干脆公开声称,中国的农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农业都发达,不是因为他们技术先进,而是因为他们的制度优越:中国人团结一心,传承着祖上一代代保留下的充满理性的制度;而欧洲人的法律里,却全是欺诈和诡计。可见,欧洲农业不行,都是体制问题,就不是简单的技术革新能解决的。

而且,由于欧洲人普遍没有见过这种采用科举制、官僚制的文官政府,因此对其毫不吝惜溢美之词。

伏尔泰发现,官府衙门能做到一级从属一级,管理一切,而且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对此,他称赞不已。

他还宣称,中国皇帝一方面是专制的,另一方面又受到哲学家型官员的限制和指导,这些官员“为民父母”,提倡“以民为本”,代表人民的呼声,堪称最好的政府结构。

另一位学者基尔谢干脆认定,中国就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因为它由学者统治,符合神圣哲学家的意愿,因此一定是个快乐的王国。

卢梭也称赞中国的种种政策和法律。他发现,在中国,连米价的过度昂贵,都会影响行省总督的政治前途;而一旦发生民变,当地官员必然会倒台。皇帝经常在官民冲突中支持人民,为此不惜处决激起暴乱的官吏。

卢梭认为,这表明中国民众和皇帝的素质都相当高。公众从不无故滋事,而且相信皇帝能公正判决;皇帝也相信民众总是出于公心,每次都能发现民变背后的冤情。这显然是非常公正的制度。

对此,狄德罗也表示认同,并他的《百科全书》中称赞中国的政治思想制度,和儒家的道德哲学。他表示,人们一致认为,中国人历史悠久,精神高尚,艺术精湛,才智出众,政治清明,还具有哲学素养。因此,中华民族优于亚洲其他民族,甚至可以和欧洲文明最发达的国家相媲美。

而其他一些人,则认为他这说的太自傲了。同为百科全书派的霍尔巴赫在《社会体系》中,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能把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国家能兴盛这么久,就是告诉人们,繁荣必须依靠道德。所以,他认为,中国的道德原理和政治体系才是社会制度的最好范本。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

至于原因,伏尔泰也进行了分析。他观察到,中国的皇帝和官府非常重视兴建公共设施,维护公共利益,进行修桥铺路、开凿运河等工程,给人们带来方便。而这背后的原因,伏尔泰归结为,是中国的父权制在起作用。

他认为,和其他文明不同,中国的父权没有受到过削弱,子女对父亲的“孝”一直是国家的基础。所以,中国的政府当局才爱民如子,特别热衷于公益事业。

为此,伏尔泰还跟踪了当时的东方新闻,总结之后认为,新皇帝雍正爱法律、重公益,超过他的父亲,以至于“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皇帝还奖励勤劳和孝顺的农民,亲自审阅重罪案件,显然尽到了君父的职责,证明了他的理论。

至于更深层的原因,伏尔泰认为,是孔子所制定的道德,产生了如此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所以应该学习谁,也就不言而喻了。

他说的还比较委婉。另一名学者普瓦维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