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表达支持。可以认为这是底线。

越飞又问道：“何主席认为边境现行的模式可否用条约方式予以确定？”

“边境执行的模式，是1个执行层面的问题。最好能用1种安全机制而不是条约方式进行确定。世界不断变化，现在中苏边境上的民间贸易量并不大，以后可就未必。未来几十年中，或许会出现走私，甚至是武装走私。条约没办法对这种事情进行预判。在某1个时间段内，会根据当时情况进行武装力量的布置。那时候需要的是双方的有效合作。而不是死板的条约。”

越飞微微点头，却觉得这话没有提及要点。

何锐则继续说道：“军事装备同样日新月异，随着军事装备的发展，中国的军队布置会向后移动。但是苏联方面的军队只能布置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譬如，我们的部队距离边境500公里都不是大问题，苏联红军有可能对等后撤500公里，住到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里面么？”

听了何锐的描述，越飞的心情完全放松下来。因为在划界中让出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大片土地，苏共委员中不少人很是不满，在边界不驻军的事情上表态颇为强硬。

其中就有人提出，中国军队距离边境的距离必须比苏联红军要远很多，绝不接受对等距离。这让越飞感觉谈判会在这方面遇到问题。然而何锐的表态已经充分体现出了诚意，如果之后的讨论也能如此顺利，此次会面将满载而归。

正如越飞期待的最好结果，何锐对于中苏的战略互信十分务实。核心就是他提出的‘中苏友好两条内容’，互不限制，互补开战，和平解决矛盾分歧。

越飞此行前与列宁与斯大林、托洛茨基交流过，列宁同志的脸色虽然因为刚恢复健康而显得苍白，但是他的声音依旧有力，“中国的战略主方向在南部，我们的战略主方向在西部。何锐是1个非常懂得战略机遇期的领导者，如果在此阶段试图通过讨价还价获取优势，只会让我们浪费掉这个战略机遇期。此时以适当的善意彻底解决边境问题，就可以让我国节省出大量的战略资源。”

斯大林委员觉得让出去的太多，但是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列宁同志的看法。托洛茨基同志关注的并非领土变更，他希望越飞能够在会面中更多了解中国当下的经济政策。

这个有着1头狮子鬃毛般长发的红军缔造者严肃的提出了他的看法，“中国通过赎买完成土地国有化，却将土地分配，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这很难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我对此非常有兴趣。”

谈完了对边境问题的看法，越飞率直的转达了托洛茨基的问题。何锐本就对托洛茨基没多大兴趣，更没有认真了解过这人的事迹与思想。但这个问题还是要回答的，“我们中国面对1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就是失业者太多，经济基础被彻底破坏了。分土地的确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小农经济无疑是落后的。中国政府选择这个政策的原因在于，对中国现状进行分析与衡量后，以社会稳定为最优先考虑。”

托洛茨基并非是用1种看东方风景的态度考虑中国新政府的经济政策，越飞继续问道：“托洛茨基同志对于这个政策当后续发展非常有兴趣，他想请教何主席在后续发展的设计与看法。”

何锐并没有丝毫隐瞒，将大概的发展思路讲给越飞。苏联方面的两位记录员的笔刷刷点点的写着，努力在会谈结束后，将最完整最准确的记录内容递交给苏共中央。

中方这边的同志心中有些惴惴。把国家发展方向如此坦率的讲给外国，总感觉有些不对劲。而且即便是何锐在文明党中有着极高的威信与领导力，也不是所有同志都完全认同何锐提出的发展方向。

何锐自己并不在意向苏联传播政策与理念。身为穿越者，若是连这样的自信与眼光都没有，未免有些失败。

会谈进行了好久，结束的时候天都晚了。招待越飞的工作自有外交部人员负责，何锐继续自己的工作，浏览着政协会议的当日议题报告。

看到关于迁都事宜，何锐不禁微笑。看得出，南方政协代表对于当下的京城颇有怨念，而且迁都的理由十分充分。地理上，当下京城太偏北，不利于各地前来京城的交通。国家安全上，当下京城距离苏联与日本太近。虽然现在的中国不用害怕外国入侵，但是每1次外国从海上进攻中国的记忆十分深刻。

作为新首都的城市有3个，南京、开封、洛阳。这3座城市都是古都，地理位置又位于各种意义上的‘天下之中’。

何锐正在看，秘书就端了1份套餐进来。青椒炒肉，米饭，紫菜蛋花汤。何锐在吃饭前拿起笔在报告上写道：洛阳地理狭窄，缺乏城市展开空间。南京存在同样问题，还多了水患。开封位于黄河悬河地段，安全问题明显。请求政协对以下建议进行讨论，迁都郑州，直隶河南。

放下笔，何锐拿起筷子吃起来。必须得说，类似于21世纪盖浇饭的晚餐让何锐有种很怀旧的安心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