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人的胃口。

毕竟么，在社会民主党人眼中，这上百万人也是人。

如果何锐只是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列宁同志看完之后只会认为何锐本人也是个比较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个资产阶级改良派。但是何锐在文章里重提布尔什维克支部在1918年枪毙沙皇全家的行动，列宁对何锐的看法就不得不有些变化。

何锐在文章中的用词可以视为批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推行过程中，的确会有流血牺牲，但是这份牺牲必须有意义。布尔什维克政府能否枪毙包括四名女仆在内的沙皇全家？当然可以。但是这个过程不应当是报复式的杀戮，应当通过法庭审判，彰显出法律的存在。现在俄国人民在激烈的情绪下，能接受这样的杀戮。但是和平降临几十年后，人民必然会质疑，杀害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的人，是怎么下得去手？就如几十年后，一定有人质疑，为什么不在战场上击杀白军？为什么不在法庭上宣判那些反革命的死刑？而是要通过故意无视他们死亡的方式让他们死亡？这么做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人道主义么？’

列宁同志在西欧待过很久，知道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调调。要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会用和这些差不多的说法，却不会用这样的逻辑。

如果认为何锐也是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这篇新闻就可以视作是一种劝告。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劝告。

越飞委员见列宁同志没有回答，正想再开口，就听列宁说道：“越飞同志，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再想想。”

说完，列宁同志站起身，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越飞最初用目光追随着敬爱的列宁同志的脚步，没多久就收回目光开始思索。

就越飞看来，何锐的目的是在欧洲造成良好的影响。虽然这影响对何锐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但是一个中国地方领导人获得欧洲更多认同，明显有助于何锐本人成为中国领导人。

当然，如果从充满斗争情绪角度来看，何锐这是在表明他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分歧。如果是这样的话，何锐就很可能要加入外国干涉军的行列了。

正在分析何锐的立场，列宁同志停下脚步，对越飞说道：“越飞同志，你向派驻在沈阳的代表处发电报，请求与何锐进行会面。”

“会面谈些什么呢？”越飞问道。如果何锐已经确定了其帝国主义立场，任何谈判都只是助长了何锐的气焰，对于解决俄国的问题并无帮助。

列宁同志此时已经下定了决心，“就谈谈对于当下世界局势，以及对未来世界局势的看法。”

此时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非常低调的在沈阳设了办事处，接到莫斯科的电报后，就前去求见外事厅的厅长。一走进外事厅，就见里面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布尔什维克政府办事处人员来过几次，也非常注意外事厅的布局。就他们所知的一些内容，大概确定往来的人都是从外事厅的电报室出来的。而且这些往来的人手中都拿着电报纸，有些还是信件。

接待人是一位姓周的科长，整个人都是因为忙碌而显得疲惫的模样，听完了请求后刚问了几句，就有人敲响了门，“周科长，有来自美国的电报。”

周科长应了一声，就加紧了提问。得知布尔什维克代表是要来见外事厅长，就让他们先等等，便匆匆出门去了。

此时外事厅长也忙的不行。电报如同雪片般从全球各地飞来。伦敦、巴黎、纽约、阿姆斯特丹，马德里、巴塞罗那、里斯本……

这些本来只是各种外交培训知识中的名字，存在于脑海中的世界著名城市，此时活生生的与东北政府外事厅有了联络。

电报中大多都是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抨击，以及对广袤雪原上那些逃往海参崴的俄国民众的同情。

其间也接到了不少东北政府其他部门的电话。公安部们告知外事厅，在哈尔滨的俄国侨民们发动了游行，表达了对白俄的支持。

《东北日报》的京城、天津、上海站则发来消息。一些在华的外国侨民到《东北日报》在当地的报社所在，向报社表达了他们的态度，还有些外国人捐款，想为上百万的白俄民众提供帮助。

提出帮助白俄的并非只有民间人士，外事办还接到了一些外国非官方组织的电报，愿意为妇孺提供入境帮助。

这个‘入境’并非是指帮助白俄入境中国，而是帮助白俄们从东北出发，入境欧美国家。

身为外事厅厅长，这些工作还能让外事厅的各个相关部门处理。但是外事厅长必须接见各国在沈阳领事馆的领事。凡是在沈阳设立领事馆的国家，都派遣了领事们前来见面，当面表示关切，并且询问东北政府对于有可能爆发的‘人道主义灾难’的预防措施。

当周科长敲门进来，外事厅厅长周兴浩正在与英国领事谈话，“亨利先生，我方如果派遣部队进入俄国，会被认为是战争行为。如果英国想派遣人道主义团队进入俄国，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