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里，王白涛听到有人敲门。拉开房门，一个花枝招展的妙龄女郎就站在王白涛面前。那一刻……。

徐继绩在这里有一套别制的落脚点。是夜，徐继绩宴完第四四八师的将军们，特意把张正罕留了下来。

“山不转路转，我们的对手一下子又换成了共产党。”徐继绩说：“张师长我想听听你想法。”

“您是我的老长官，我就不妨直说了。”张正罕开门见山说了起来，“两方力量，同为国家元气，如再对消国力，为日本人所乘，将不仅腾笑万邦，且将为中华民族之万世罪人。”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徐继绩无奈地说：“谁让我们是个军人。”

“你是策反高手……”张正罕的意识是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国内争端。

徐继绩打断了张正罕的话：“我们的对手不是各时期的军阀，共产党是有信仰的党。就像辛亥时期的我们同盟会。”

“那我们就打呗。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呢？”在日寇耽耽虎视、国运岌岌可危之际，张正罕实在是不想再打内战了。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又不得不服从军令，即将率部参加对红军的围剿。

大别山位于长江北岸，地跨湖北、安徽、河南，北扼京汉铁路，南抚武汉重镇，东逼国民政府南京，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在蒋介石忙于军阀混战而无暇他顾的几年间，鄂豫皖苏区不断发展壮大。到中原大战结束时，鄂豫皖苏区以大别山为中心，涵盖二十余县。正如《滕王阁序》所形容的“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且与湘鄂西、湘鄂赣苏区形成鼎足三立、互为犄角之势。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黄麻起义之后，创建了红十一军第31师；商南起义之后，创建了红十一军第三四二师；六霍起义之后，创建了红十一军第三四三师。1930年2月，中国共产党设立鄂豫皖边特委，并将三支红军队伍合并成为红一军，军长许谨生，政委曹易亭，副军长徐子敬。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的第一次反围剿中，红一军与从鄂东蕲水、黄梅、广济过来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

自己的胸腹之地有一支数万人的共产党的武装，蒋介石如鲠在喉，日夜不得安宁，决心除之而后快。

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确定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施政要务就是“铲共剿匪”。1930年12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会议。部署对各苏区红军的第一次围剿。对鄂豫皖边区，豫省方面由李鸣钟负责；皖省方面，由陈调元负责。武汉行营主任何雪竹担任对鄂豫皖苏区围剿的总司令，徐继绩为鄂省方面的前敌总指挥。

1931年3月红四军连续粉碎了蒋军两次“围剿”。

7月初，红军调整了红四军领导人，军长徐子敬，政委曾中生，原军长旷继勋调任十二师师长。

让何雪竹想不到的是，红四军在军长徐子敬率领下连连打胜仗。8月1日，红四军一举攻克温泉，全歼蒋军一个团，生俘敌团长、国民党县长以下1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200余支、重机枪18挺、迫击炮4门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8月3日，以主力横击蕲水，回扫罗田，完成了温泉之定鼎。红四军长驱南征，克漕河，占梅川、威逼蕲州、黄梅、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

何雪竹怎么也想不通：“红军为啥，越剿越多？越剿越强？”他愁眉不展，一上午闷坐在沙发里咳声叹气。不远处，第十特种军司令部钟楼发出报时声，那声音似乎有些效力，他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向着钟声方向走了过去。这是自中原大战形成的惯例，何雪竹的司令部总是跟随着徐继绩的司令部走。

徐继绩会客室里传来谈笑之声，两位老朋友有说有笑，兴致很高，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他俩谈着谈着很快就聚焦到一个共同点，他们面对的红军队伍与他们之前所面对的军阀队伍完全不一样。他们碰上了如往日不一样的对手，对于军阀队伍，何雪竹和徐继绩都是分化离间对方的高手，而对于红军则无从施其技。蒋介石对于军阀曾有一句名言：‘只要他们要钱要官，那就好办’，可是对于一不要钱，二不要官，还不要命的红军，那就真不好办，只有拼命了。

徐继绩说：“以前与各路军阀打的都是阵地战，双方摆开架势，比武器，比战术，比意志，比狠气。而红军则是擅长游击战，如徐子敬等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其中关于游击战术，提出了所谓的七条原则：‘（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七）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让我们无所适从。红军熟悉地形，在大别山周边与我军兜圈子，逮住机会便咬你一口。”

何雪竹深有同感，想到前不久：

红四军英蕲罗之举威震九江、武汉，蒋军武汉行营何雪竹令徐继绩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