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生短篇小说二》(3 / 4)

想法呢?”小红问,“我觉得你有很多想法。”

听她这么说,我突然停下来,不知道往哪儿走了。那个长屋已经不是我理想中的归宿呢,我向往森林和荒野。

爱情来了,我却头发昏,减弱爱情至上的幸福感,甜蜜和痛苦同时注入我的全身,我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该往东还是往西。

《五叔公》

我记得我五叔公是因为我爸爸的缘故。我爸爸是援越抗美的老炮兵,退役后,因为他的文凭还比较高,起先,政府是给安排工作的,后来因为五叔公的成分问题,他被刷下来了,一辈子当农民。

我五叔公是国民党时期的保甲,什么是保甲呢?就是村长。我曾祖父是保长,相当于乡长吧。按理说我曾祖父更不得了,但是他比较早过世了,而且他的名声和人缘都很好,按照老百姓的说法是没欺负人。即使这样,在解放后,我们家被划分成地主,老人家积攒下来的很多龙眼树果园和田产分给了附近的乡民。

五叔公就更惨了,被打成“现行□□”、“历史□□”、“反动派爪牙”……他被关过大队的牛棚,住在在一间阴冷潮湿和恶臭的的瓦房里。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五叔公都是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没人敢看轻他。他自诩是个文化人,读过私塾,是老派的秀才,会很多乡规民约,不懂古礼的时候还是要上门请教,甚至建房子的时候还得让他看看风水,给他一包烟或者一瓶烧酒作为答谢。他还能写了一手好字,很多人家的婚丧嫁娶都需要他到场指导或者安排。五叔公还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他会吹笛,会打鼓,会南音,会唱戏,他甚至可以给戏班当笛子手和锣鼓师。可是谁会要他呢?

敲锣打鼓还是有用的,至少村里的丧葬队的锣鼓离不开他,几个锣鼓手还是他培养的,甚至,他有些谱子都没往下传,村长担心这样的锣鼓点会失传,总提醒他,要他带个好徒弟。

五叔公不是谁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人,他有自己的一套准则。

记忆中的五叔公并不快乐,常常是一副严肃的样子,他穿的衣服也偏保守,冬天夏天都是那种布纽扣的长衫。他是个国民党时代的村长,也是个能管事的村长,新社会了,他没得管,但他还是可以管我们这个家族,乃至于堂叔堂兄弟那几个家庭。所以,他在我们亲堂这里还是很有些威信,也就我伯公能管管他,其他的叔公是不行的,他们都没他有文化,也没他会干事,甚至没他会生活。

五叔公是个守旧的人,他不喜欢共产党,他喜欢国民党,因为在共产党这里,他肯定是没出路了,就是分田地,他家得到的都是最差的。因此他总怀念国民党的那个时期,经常对五婶婆说的一句话就是:“阿好,如果不是朝代换了,我以后是要当官的,当了官,我就能......”

五叔公大概是被困在旧社会了,生活作息做派也是老派,时不时就有人老举报他有地主阶级作风,要改造。我的那些叔伯也是这样感觉的,觉得他确实应该要改造。他甚至有一块地是用来种植烟草,他抽的烟都是自己家的,都被斗成这样了,他还是民国时期的那个地主情调,还是长期穿着长衫,摇着蒲扇,叼着烟枪,一副小地主的做派。

如果大家都觉得五叔公要改造,那么五叔公就孤独了。没有出路的五叔公并不是没有梦想,他想让他家族子孙住在闽南大厝里继续四书五经,他甚至想办个私塾,教教家族的孩子们一些传统文化,比如书法、对联、诗歌朗诵、锣鼓点等等。那个时代,没人把他的要求当回事。

尽管如此,五叔公还是有几个老伙伴。我还记得,有些村里的传统节日,五叔公和他的老伙伴聚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南音社,在大埕上拉琴唱戏:

......

我适来担至庙前,

见一苦胎与它厮缠。

口里唱个哩嗹罗罗嗹,把小二便来薄贱

......

这是《李亚仙》的戏文,想来五叔公把自己当成了落魄的李亚仙了,人家是有将来的,他可没有,应该说他比李亚仙要惨得多。前程和希望没了,这一位老秀才不爱土地,爱艺术,这对一个家庭肯定是一场灾难。分给五叔公的土地本来就贫瘠,再加上他不善于耕作,每年都得找亲人借粮食,孩子们也经常到堂兄弟那儿去蹭饭吃。

那个时代,穷呀,能喝米粥就算富人,我五叔公家更穷,但是五叔公还是有点另类的本事啊,这从五婶婆时不时能弄出点“小零嘴”供大人们解解馋就可以看出来。

五叔公会打猎、钓鱼、捕蛇,甚至能抓田鼠。那时候,人饿得连寄生虫都快活不下去了,外头的那些野生动物也都一个个挺干净的,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土的,没现在的瘦肉精。因此田鼠也能吃,知了也能烤着吃,蜂蛹能红烧,都很好吃,只要胆子大一点,谁说不是呢?

后来就是改革开放,成分和出身的条条框框被打破了,街头出现很多稀奇古怪的新商品,生活反而比之前还更有压力,他的儿孙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他的连累,个个混得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