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大学投奔延安的学生兵张绣，还只是道听途说过红军当年的大肃反的话，那么由江西一路杀到陕北的吴子健，则真实切身地经历了那场残酷的内斗。所以，今天的徐旅二营副营长，对此有着足够的警惕性。　　教导员刘恕毫不手软地一下子囚禁了三名主力连长的举措，让吴子健立即嗅到了风暴的气息。但他感到欣慰的是，被关了禁闭的6连长和8连长头脑依然清醒，他们没有慌乱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悄悄派人将消息传递到了外面。吴子健并不自视为救世主，可他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教导员的动作，的确对挽救二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二营没有被迫和关门山里的悍匪打一场毫无必要的生死仗；至少，一线指挥员们从囚室里迅速地回归到了军事岗位上。这些，对于刚刚遭遇大败、元气大伤、敌情尚且不明的林师徐旅二营而言，无疑都是值得庆幸的。　　接下来，他必须阻止教导员即将挥舞起来的整肃大棒。此前，他与刘恕已经埋下了太多的积怨，在作为二人之间缓冲墙的营长轰然坍塌之后，两人就注定要有一番惊心动魄的面对面的较力。这一天，终于来了。但是，身为副营长，他必须要将这番较力尽可能地化为无形，尤其是不能让政工干部出身的刘恕重新祭出内部肃反的相似手段（当年苏区红军的教训太惨痛了），否则，在已经遭遇惨败、军心不稳的二营上下，势必会引起更强烈的震荡，那对部队将是灾难性的。　　拿定了主意的吴子健，一走进新搭建的营部，就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到了虎着一张脸的刘恕身前，笑着对向他敬礼的文书张绣问了句好，随即便将刘五妹赠与魏鑫的毛瑟军用手枪，放到了桌子上，朝刘恕的近前推了过去：　　“教导员，魏连长已经拿回他的小马枪了，这把最新型的驳壳枪，他和我都认为，应该由你来佩带。”　　刘恕有些意外，他冷冷地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枪盒，并没有动：“谁给他的权力、拿回了他的小马枪？他现在仍处在关禁闭期间，关禁闭的人，有资格拿枪吗？！”　　吴子健知道这是今天必须迈过的一道坎，于是谦恭地笑笑，故作亲热地朝刘恕眨眨眼：“教导员，算了，他们三个都知道自己的错误了，我已经让他们各自写检讨，回头交给小张，再经你审阅——现在咱们营刚刚遭遇败仗，正是用人之际，作为连长，他们的担子很重啊。”　　“你这就是典型的军事主义至上的错误倾向！”刘恕变得气愤起来：“动不动就用人之际、用人之际！连长？连长了不起吗？缺了他们三个、徐旅二营的天就要塌下来了吗？”　　吴子健不做声，准备让对方尽情宣泄。果然，教导员越说情绪越激昂：　　“你也不用在这里装没事人！禁闭是我下令关的，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就擅自把人给放了？禁闭室的门都被你一脚踹个稀烂，副营长好大的官威！”　　站在一旁的女兵张绣已经吓得大气不敢出，拿眼睛紧张地看着隔桌而坐的两个“冤家”上级。　　吴子健明白，自己踹开那个小木屋栅门的事，一定是营部通讯班平时跟随教导员的战士讲的，当时他们两个负责站岗看守禁闭中的连长们。　　“我再问你，你是怎么知道红星峡发生的事情的？是谁派人给你通风报的信？简直无法无天、无组织无纪律到了极点！”刘恕说到这里，再一次忿忿地拍起了桌子。　　“教导员啊，你这个用词可有些不当，”吴子健仍然采取尽量平和的姿态：“二营在红星峡一共三个连长，被你一口气全关起来了，这可不是件小事啊，我这个主持军事的副营长，没有权力知道和过问吗？”　　“副营长？亏你还知道自己是个副营长！”刘恕气得从凳子上站了起来：“那你难道不知道、营长牺牲后我已经出任二营的代理营长了吗？身为副营长，你竟敢随便更改代理营长的命令！黄埔军校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吴子健和其他部分红军指挥员一样，出身黄埔，这让苏区平民出身的教导员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吴子健动辄就摆自己是黄埔生的架子，恃才傲物。　　这时的吴子健已经感到了深深的不快，可他仍然告诫自己忍耐：“教导员，其实关于你出任代理营长一事，我之前并不知情。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小事，老冯牺牲了，二营接下来谁来当营长、就算是暂时的代理营长，也不应该是你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对不对？”　　刘恕立即列举了自己仓促之下就宣布出任代理营长的理由，即：他曾经召集吴子健从河口村撤返红星峡却遭到拒绝。言外之意，你既然不来与我汇合一处，我当然就没有办法与你商议谁来做代理营长。这个理由，是他一路从黑石崖返回时，刚刚想出来的。刘恕觉得，这个理由，要比其他的理由更具备说服力。　　果然，吴子健不吭声了：自己的确在接到教导员的亲笔信后，拒绝了马上带领5连和敌工队撤入深山红星峡的命令。　　“还有，”刘恕得理不饶人地继续侃侃而谈：“正是你长期在连排一级指挥员中散播的军事至上主义的影响，造成了二营这几个连长对党组织的轻视，他们拥兵自重，不服从教导员的指挥，不仅不积极备战剿匪，反而偷偷集会、密谋抗命！我出于无奈才关了他们的禁闭。这种情况下，我唯有宣布出任代理营长的职务，才会在军事指挥方面树立权威。”　　吴子健终于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剿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