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营兵，其实在明初也有出现，那就是从各卫所抽调的中的精壮，临时组合成战时编制。

只不过，明初这种属于临时的军事体制，不久便因边患的日益加剧而改变，特别是明王朝的边疆地区，临时性的调兵遣将逐渐变成常规制度，营兵制也就因形势需要而出现。

当然，这一时期的营兵，其实就是抽调的卫所兵中的精兵，依旧是军户从军。

而在大明朝，除边军和京营外，其他地方的卫所兵很快就废弛下来。

边军因常有战事，还能勉强保留一定的战力，且因此并没有完全卫所化，更加接近镇戍兵，因为他们只能把少量精力用于耕作，更多的还是作战。

而京营则是有明王朝强大的财政作为支持，所以战力下滑速度虽然比边军快一些，但相比其他卫所军还算勉强够看。

不过在土木堡之后，京营也彻底堕落了。

造成卫所制度崩坏的原因还是由于社会稳定，相对和平，卫所军官开始侵占军田，剥削士兵，军人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由此各地卫所中逃兵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这么看过来，自然营兵天生就比卫所兵战力要高上不少。

不过也是因为挑选的是各卫所精锐，参与的也是战阵中最危险的地方，所以给予的军饷也更高一些。

因此一开始，营兵只是作为临时作战应对方式出现，并不常见。

卫所兵不堪为用，明政府遂不得不开始从民间招募兵士，与卫所军不同，募兵不世袭，虽然为兵，但隶属于民籍，或者说入营兵但是户籍保持不变。

卫所兵以驻防为主，为解决军粮问题，且耕且守，卫所军士世居一地，但也因为卫所以屯种为业，其机动性和战斗力自然下降。

营兵的建立就是弥补卫所兵机动性和战斗力不足而组建，拿着比卫所兵高的兵饷，自然就要参与最危险的战争，战力要说强于卫所兵，当然就不算错。

不过想到本来两者之间就完全不同，魏广德干脆就直说道：“卫所兵既要耕种又要战守，要想两全其美自然难得，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营兵专司战阵，拿的饷也远高于卫所兵，战力若是不如，那还不如不募。”

裕王点点头，也是认可魏广德的话。

不过魏广德也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说道：“其实，还有句老话，叫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不管是卫所兵还是营兵，要发挥出战力，主要还是看领兵的将领。

就好比大同军，当初俞大猷在大同时，大同军可以远涉数百里深入大漠攻占板升城，回程途中还可以击败俺答汗部派出的追兵。

可俞大猷调离大同后，大同总兵刘汉就连战连败，现在已经被解除了总兵官一职。”

“有道理，戚继光部也就是这两年才在东南沿海抗倭中发挥巨大作用，而在此以前，都是俞大猷率领明军在作战，而且现在倭寇的势力也已经大不如前。”

殷士谵也是更看好俞大猷，实在是两人之间战绩完全不对等。

殷士谵这会儿嗅出一点苗头，好像张居正看重这个戚继光，而魏广德肯定看重的是俞大猷。

倒不是说两人在裕王面前别冒头，可是确实都是在说各自看好的将军更加优秀。

至于他所说俞大猷和戚继光两人战绩不对等，主要还是从指挥部队人数来说的。

俞大猷有指挥百人作战的经验，也有指挥万人，数万人大战的经历，而且大多都获得了胜仗，而再看戚继光，其指挥部队作战更多在数千人，貌似就没有在上万人的大规模战场上表现过。

还有就是，俞大猷指挥抗倭的时候，倭寇中几股主要的势力，哪个不是拥兵上万，而这些倭寇团伙都已经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无数中、小势力，有上千人的团伙都算是倭寇中势力很强的队伍了。

“大猷打仗更省钱。”

不知为什么，裕王开口却是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或许是裕王算了卫所兵和营兵之间军资，故有此感慨，不过魏广德可不敢说出实情。

大同那次，大军外出抢夺的战利品大多被参战官兵直接分掉了，那是绝命一战。

打赢了人财两得，打输了人财两失。

而此次入闽剿贼，魏广德更是在确定俞大猷调任后，给江西写了十几封书信找人托关系，就是担心江西布政司和都司在钱粮问题上卡俞大猷的脖子。

他太知道那帮文官的尿性了，哪怕反贼兵临城下，要调府库的钱粮都要从中刮一层的主儿。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世的战争经验熏陶过的魏广德自然懂得后勤的重要性。

要说俞大猷打仗比戚继光省钱，魏广德还真不敢厚颜无耻的苟同。

“对了，这个谭纶你们熟悉吗？”

说了这么多，裕王终于想起这次皇帝旨意中最重要的内容了，那就是更换福建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