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示跟先帝在时不一样？

面对这一问，史可法还是想持重的，沉廷扬的态度没史可法那么坚定，主要是他也读书不多，不太了解除了财政以外的其他政治。

史可法诚恳地劝说：“大王，之前讨论控制诸藩事宜时臣便已说过，当今之世，便如秦末大乱、当彷汉高祖约法三章，轻省为政，既往不咎。

在诸王来南直隶之前，还是一切照旧安定人心为妥。纵有些急务要变革，也不差这几个月，当徐徐图之。控制住诸王后，地方将领再想巧立名目闹事，也没了拥立的对象，到时候自然阻力小得多。”

朱常汸觉得这番话着实老成谋国，已经有几分采纳，又转向旁边的沉廷扬：“沉卿以为如何？”

沉廷扬叹了口气：“史阁部所言确是老成谋国，但眼下某些事情，已经迫在眉睫。自先帝殉国，已有两月，朝廷才重回正轨，而北方诸省多已沦陷。

先帝殉国时，不过北直隶沦于贼手，河南、山东还有一些州府被朝廷掌控。就是这两个月里，闯贼节节败退，如今北直隶全境与山东大部、河南省位于黄河故道以北的几个府，都已经为鞑子所占。

听说闯贼本人已经退到了开封，如今只有河南数府，和山西、陕西二省在闯贼之手，所占不过两省零三个府。

如此局势，朝廷今年只剩南方各省税赋可征，要养的兵马却比往年更多，才能保证守住疆土。先帝所定三饷，注定有很多省会征不上来。

若不寻求新的财源、还得确保在攫取财源的过程中不致逼反更多百姓，只怕鞑子打来，军心民心就先会瓦解。”

沉廷扬的言论，始终讲究实利，在他看来，就算为了大义名分，也没那好几个可以浪费了，适当的行险加速，是非常必要的。

朱常汸本就是个没主见的，只好再看向女婿，以眼神示意，希望朱树人帮他分析。

他也不想想，朱树人和沉廷扬是父子，如果国政决策需要“少数服从多数”，那在场这三个人，史可法怎么也占不到多数票——除非朱树人也真心觉得他父亲的想法有问题。

朱树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内心确实觉得史可法的做法有点过稳了，而且只讲究堂堂正正，没有谋略配合。但他为了不显得父子勾结，也要充分想明白理由，才好开口反驳。

朱树人思忖良久，这才秉公说道：“大王，臣以为史阁部所言，虽属正道，但却有些微见不到之处。臣父所言，为朝廷财赋开源、以养兵扩军、抵御外侮，实属刻不容缓。

故而臣以为，大王监国之初，便当顺应天下人对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预期，作出一些调整，这样反而能比什么都不做，更加容易稳定人心——”

朱树人说到这儿，先停顿了一下，并不继续向朱常汸解说，而是转向史可法，“史阁部，您刚才也说了，秦末之世刘邦以轻省安定人心，但刘邦的轻省，具体可是表现为‘约法三章’，而非什么都不干、直接废尽秦法。

杀人者死、伤人与盗者刑，这是刘邦首创的么？并不是，秦法里早就有，只是秦法更加苛繁。把秦法中的三章抽取出来，以刘邦之名重颁，这也是一种‘作为’，而非垂拱而治。

何况如今之人，能借鉴的古史教训，远多于前代。天下读书人、武将，都习惯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古例。就算大王什么都不做，他们也会惴惴不安，总觉得大王要做一点什么。

这就好比你家如若是住在二层小楼中、夜深时楼上之人就寝前脱靴掷地，一旦第一只靴子落地，惊扰了你，你难道还能安睡？岂不是得等第二只靴子也落地？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这三把火烧了，烧的过程中，诏令措辞多加修饰注意，甚至可以三条之中两条变法、一条则用于重申确权，示人以‘早烧早安心，此后不再折腾，仓促间都找不够三条可变之法，纯属凑数’，想必也能比什么都不做，更加容易安定人心。”

史可法还是非常有公心的，所以对朱树人的见解，也听得非常认真，完全是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并没有因为对方父子联手反驳自己，就闹出不愉快。

仔细琢磨了一下之后，史可法还真就不得不承认，是自己对于这些权谋偷利的细节掌握不够多，只顾着走正道了，在非常之时失于迟缓。

他虽没听过“等第二只靴子落地”的故事，但朱树人一解释，他也能马上听懂，想通后就坦荡承认：

“朱总督所言，确实奇正相合，大王，臣愿附议。不过，不知朱总督想如何拼凑这三条变法、重申的机会呢？”

朱树人早有准备，就等着史可法松口呢，于是从袖子里掏出这几天他想好的方略，呈了上去，一边说：

“大王，臣以为，为今之计，或许可以把新上任的三把火，用在这些方面。当然这只是臣一家的浅见，史阁部还能删减补充。

首先，先帝殉国后，必须立刻作出调整的，便是我大明的财赋制度。三把火中，第一把当示天下以宽仁，顺水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