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沈树人自己也很会总结，元末和清末，那都是民族注意凝聚力最强盛的时候，说白了，南方不是不能打，而是要扛起民族大义的旗帜，就能无往而不利。

如果不扛民族的大旗，只是为了皇帝一家一姓而奋斗，那才会万分艰难。

总结出这个原理后，再往古代历史上套，多多少少也能找出几个不那么严谨、但也可以用的例子来。

沈树人和顾炎武切磋后，就把刘邦项羽拿来用了一下——秦灭六国时，天下人的民族认同并不统一，也不认为自己是秦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周人，只认同自己的封国。

所以可以推而广之一下，认为秦灭六国是民族征服战争，是“西戎南蛮和中原华夏融合的过程”。

而项羽刘邦都是楚人，以楚灭秦，当然是以南伐北，也是推翻“文明程度更低的西戎商鞅暴政”。

刘邦破咸阳走的可是武关道，是从南阳经商洛杀进咸阳的，这当然是北伐。后来被封为汉王后，从汉中走陈仓道杀回关中，这也是一次北伐。

可以说刘邦是连续北伐成功了两次、分别干掉了秦王子婴和项羽新封的章邯等三秦封君。

所以，扛起民族大义的旗帜，防止“亡天下”、防止“野蛮战胜文明”的战争，而非为了皇帝一家一姓，北伐都能成功！

除此之外，顾炎武还自己考据添油加醋，再往前追溯，恨不能把武王伐纣也加上——

毕竟严格看地图，商朝的殷墟也好，朝歌也好，都在后世安阳附近，是黄河以北不少距离，都靠近漳水了。相比之下周人的根据地岐山（陈仓/宝鸡）纬度上来说还偏南一些。

当然，要把这个论据往上套，光有胜负和南北还不够，还得证明“周罚商是文明战胜了野蛮”。

这一点对于沈树人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他作为现代人不觉得商周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有明显优劣。

但对顾炎武这样的大儒来说，这种论证简直是信手拈来——儒家最早尊奉圣人时，拜的可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周公最大的功绩，就是创造了礼乐，把商人的“鬼神崇拜”往周朝的“圣人崇拜”转型。

不管商周经济制度的优劣，周人的人殉、人祭比商朝少得多，减少鬼神献祭、改为崇拜先贤，这总归是一大进步。

顾炎武有备而来，就揪着这些点严密考据、大书特书，最后把古今民族大义、以文明反击野蛮的种种举措都说了，最后证明：

如今的建奴也不例外，最终胜利必然属于大明！以文明抗野蛮，为了天下的文明，北伐也能成功！

最后几句话，当然是为了让这个观点能在如今崇祯十三年的形势下顺利发表、别被皇帝查，才必须加上的。

虽然“不是为了保护姓朱的”这个说辞对崇祯会比较刺耳，但尽量淡化这方面，着重强调“大明对建奴必胜”的信念，对皇帝也是有好处的。

只要总体来说对皇帝利大于弊，皇帝就会默许这玩意儿出版。

沈树人把这本由他授意创作动机和选才思路、顾炎武捉刀执笔的小册子，反复通读了好几遍，心中也是颇感意外之喜。

顾炎武的政治哲学功底果然了得，很多论证和论据，真是沈树人自己都没想到的。

“顾兄真乃博学鸿儒，小弟这个二甲进士，都是自愧不如呐。这书，小弟也无颜独自署名，不如便算是你我合著，以付雕印吧。”

看完之后，沈树人诚恳地表示，不会夺取顾炎武的署名权。

顾炎武听了，也有感于沈树人的通达，对此已经很满意了。

他并没有想过自己单独署名，因为他只是个秀才功名，以他的名字单独雕版刻印，只会让这本书的知名度和号召力大大降低。沈树人有翰林院修撰的名头，不傍白不傍。

就好比后世一个野路子网文作者，就算觉得自己才高八斗、有超强的政治哲学著作功底。但如果他写出来的书，有个社科院院士肯跟他联署，那网文作者绝对巴不得抱大腿。

“这事儿就依贤弟所言，愚兄求之不得。”顾炎武直接就应了。

“既如此，这几天我就让人分页雕出来。”沈树人说着，收集好稿子，立刻去找了个京城的刻书商，做雕版印刷。

明末的读书人，对于一辈子能雕一部自己的稿，还是很看重的，哪怕没东西出，出自己的诗集也好。

如果不考虑销量的话，刻书是很贵的，需要长时间雇佣工匠，薄薄的诗集都能要三五百两，靠卖书至少要卖出好几千册才能勉强摊销回本。

但对沈树人而言，这都不叫事，他为了加快进度，甚至特地同时请了一大堆工匠、每人只雕刻几页，以确保最快速度成书。

请大量临时工的成本，当然比请一两个长期工更贵。最后算下来，沈树人为了刻这部《日知史鉴》，一共花了一两千两银子。

好处则是短短十天之内，就把样刊印出来了，堪称砸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