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轻信了袁崇焕的“五年平辽”之策，且内阁也尽用东林一党朝臣，可未曾想朝局却一日不如一日。

不仅“五年平辽”化为一场空谈，国内更是烽烟四起，贼寇肆虐，而外部环境也日益艰难起来，随着蒙古林丹汗的死去，后金终于腾出手来进一步剪除大明的羽翼。

朝鲜也在后金的武力逼迫之下，成为其附庸。

而建奴更是在崇祯九年时，改元建国，表露出要与大明平起平坐，甚至是争夺天下的强烈意愿。

这一切使得崇祯皇帝对东林党朝臣失去了信任，他因此而几异阁臣，可朝臣的心思都在党争政争上，无不想着借机打压对手，扩充自己一派的实力。

逐渐对朝臣表现失望的崇祯皇帝，越来越多疑猜忌起来，他因此而经常因小事大发雷霆，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只是在表示自己的抗争之意。

但作为皇帝，崇祯也深知治理大明偌大的天下，总不能完全依靠自己一个人，注定离不开眼前这些让他心烦的朝臣。

他也就只能“矬子里拔大个”，在现有的朝臣之中拣选忠于自己，忠于大明的朝臣来使用。

因此，当他遇到杨嗣昌之际，大有知音之感，顶着朝臣的非议，将其提拔重用，更是对其无比信任。

而反观素以敢战闻名的卢象升，就因其属于东林一党，便引起崇祯皇帝的重重猜疑，既想用他，又要防他，处处掣肘，终使其葬身于巨鹿一战。

至于现在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也无非是杨嗣昌的替代。

崇祯皇帝心中明白，陈新甲之能远在杨嗣昌之下，但其不是东林一党，且能够遵从崇祯皇帝自己的意愿办事，这才是陈新甲上位的真正原因所在。

而近几年里，崇祯皇帝所表现出来的猜忌与擅杀，更是其对于东林党，对于整个文官集团的愤怒抗争。

治国理政之事，何其繁多，既然注定离不开文官集团的支持，那就只能与其达成一个巧妙的平衡，若是无法达成这个平衡，恐怕也只能借故杀几个人，也好出一出胸中闷气。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张诚悄然出现，他就如同漆黑夜里的一点火光，凛冬中的一丝暖意，让崇祯看到了一种可能。

因于此，崇祯皇帝才大力扶持张诚，所看重的除了他的忠勤与勇敢，更是他背后没有文官集团的影子。

其实，崇祯皇帝对于卢象升、杨嗣昌、陈新甲等人提携扶持张诚之事，都是心知肚明，只不过这些并不影响张诚对于皇帝的忠诚，所以才未加干预。

早在继位大统之初，崇祯皇帝听信了一帮东林党的巧舌美言，将派驻全国各地的宦官监军等等都撤回了宫中，然一切却事与愿违。

自此以后，他也再一次重新启用宫中的内监，派到各处关键地方，充任监军等诸般职事，自然也少不了恢复暗探私察密访等事务。

当然在一时之间，很难将锦衣卫、东厂的探子密访之能，恢复到其鼎盛时代，但对于一些关键之处，还是有所布置的。

何况宣府乃是朝廷边防重地，自来就是密探盛行之处，虽然数年间无所事事，许多原本的探子已经奔走他乡，或是改做了别的营生。

但总有些人还是会被寻回来，虽然这些人也可能是有其他的目的，才会重新回来做朝廷的密探，但他们已无暇顾及。

这其中自然就有张诚派出的谍报人员，许多关于张诚的假情报，就是如此层层递送到当今大明皇帝御案上的。

当然，对于这一切，崇祯皇帝是毫不知情，他对于锦衣卫和东厂还是无比信任，尤其是东厂密探所刺探和暗访到的情报。

崇祯皇帝因此对于张诚也是极度信任，他一心想要将张诚扶持起来，不止是为他平定流寇和鞑虏，更是想要借助这一外力，来制衡已经逐渐失控的文官集团。

此前，崇祯皇帝也曾对满朝文武诸臣深感失望，也曾想过要起用明初与成祖时期的勋臣后裔，说他们“毕竟是我家世官”，以此来制衡文官集团的势力，实现中兴大明的愿望。

为此，崇祯皇帝还特意恢复了已经停止近两百年的勋臣后裔骑射比武，可当他在煤山举行亲阅仪式后，却大失所望。

本是想着从中选拔精勇干练之才，“以备干城之用”，可这次仪式上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一人，能够连中六箭，而其他勋臣后裔则都是表现不佳，难堪大用。

满朝勋贵之后裔又何止百人，而最后被选拔起用的勋臣后裔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抚宁侯朱国弼、诚意伯刘孔昭、忻诚伯赵之龙等寥寥数人而已。

朝臣昏聩不忠，只知党争政争不断，武将个个贪财，又怯弱不能战，而今满朝勋贵更是几乎无人可用，那种绝望是有多么折磨人？

张诚却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