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大错。老朱家当然扯不上什么经济学，但要论自由放任不管不顾，那彼时欧陆各国，恐怕还真只能瞠目其后——毕竟吧，对于绝大多数的贸易而言，带明朝廷存在与否，确实区别不大。

而某种意义上，这种菜得抠脚的行政能力还真是歪打正着。拜当时空前繁荣的买卖所赐，沿海对人力的需求水涨船高，竞争日益激烈。手工业的作坊主在广袤的市场中血腥搏杀，竟尔部分实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梦寐以求的境界：华夏在扩大出口，以规模效应压低价格的同时，居然还百般出彩迅速提高了质量，展示出惊人的比较优势；甚至连自由市场中常受诟病的工人待遇，居然也在巨额白银的刺激下提高迅速。

可以说，至隆庆万历年间时，整个由海贸带动的经济是真的有了惊人的增长。这一点可以从传世之《三言》、《二拍》乃至《金瓶梅》等世情小说中窥探一二。晚明时南北市集繁华已极，不仅达官显贵奢靡挥霍享乐游宴，即使底层的百姓也能不时沾润，饮酒食肉，乃至享用稀奇的珍品。所谓“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耕者鼓腹，士好辞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纵使贫穷孤寡，亦能果腹安乐，昔日开元天宝之盛世，无过于此了！

由自由放任带动贸易兴盛，由贸易兴盛带动经济发展，大概亚当斯密当前，也要目瞪口呆高呼内行，好歹给皇帝陛下磕几个。

不过，自由放任的经济，难道是没有代价的吗？

巨量的白银注入当然带来了财富增长，但白银毕竟是通过海贸注入中国的，能够分享这滚滚财富浪潮的，也唯有沿海各地的豪商与百姓而已；彼时商贸发展带动手工业发展，沿海的百姓大量抛弃农耕从事商业与力工（“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依靠手中丰沛的白银购粮过活，依旧可以逍遥自在。但古典时代生产力不算发达，天下粮食多半是定数，当江南两广需求量暴涨时，又是谁的粮食份额被相应压缩了呢？

陕西陕北与九边：是啊，谁呢？

可以说，虽然明朝晚期的第一波全球化尚且原始粗粝，但却已经完全展示出了国际市场的无上威力。被容纳入国际市场的优势地区赢了又赢，享受着大概是封建时代数千年间最为舒适的生活，时人号称“极乐世界”；可被国际市场摒除在外的弃子，则会遭受经济与生理双重的盘剥，充分体会到原始资本的血腥。

在漫长的隆万盛世中，如陕西陕北及九边等内陆地区无法在贸易中分润，反而是商人惑于重利润，要将本地粮食源源不断的输出，挤占岌岌可危的储备。而以白银为税收的“一条鞭法”则更加重了困局。内陆天然的缺乏银两，农民为了逃避官员的考比，不得不将粮食以极低的价格售出，真正是剥皮削骨的压榨。

换言之，带明在享受着自由经济的好处时，也终于面临了自由市场老生常谈的问题——资本的马太效应实在太强，资源的配置严重扭曲，危机已经近在眼前了。

此时，即使没有什么高妙的经济学知识，仅以一个政府的本能，带明朝廷也该有所举动了。以当时可行的措施看，上策是开拓国外粮食市场缓解粮荒，组织九边失地农民参与全球分工；中策是设法征收豪商重税，尽力补贴内陆；下策——即使是再不得已的下策，也要将陕西及九边的一条鞭法暂停，允许他们以实物缴纳税收吧？

可彼时的万历皇帝在干嘛呢？万历皇帝在持之以恒的摆烂呢。

当然，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说法，市场那无形的手是万能的，只要等待的时间足够长，总能够等到市场出清、资源配置重归理性的时候。只不过嘛，当崇祯年间水旱蝗灾接踵而至时，陕西的老农们似乎失去了等待市场恢复理性的耐心，他们果断重拳出击，先将朱明的皇帝陛下给出清了。

自由主义先贤、经济带师朱皇帝竟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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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此处，李丽质都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

行吧，她算是知道宰相通读这份天书之后，心中是何等的万马奔腾了！

——无怪乎要千里迢迢，特意请河间郡王来转交这一张麻纸！

显然，大唐与大明情况迥异，绝不可相提并论。但正如天书所说，“棍棒打不垮经济规律”，某些规则在历史之后若隐若现，却绝不会特意的照拂大唐。既然双方都不能割舍贸易中惊人的重利，那么双方便都不能逃脱这“市场”的掌握。

如果大明滚滚而入的白银最终引爆的是陕西是九边是整个内陆此起彼伏不可遏制的农民起义，那么大唐呢？

不错，仅以西域的利润，或者还不足以撬动局势。但设若造船与航海技术大为发展，远渡重洋轻而易举，那么由广州等地输入的利润，由东瀛输入的白银，又将会引发何等不可知的变故呢？

公主忍不住伸手揉捏额头。即使被天书熏陶再久，她的思维仍旧有相当的局限。即使亲临商贸一线